-
- 落馬貪官的“罕見罪名”
- 發表人： 2016/11/2 7:35:30
- 原標題： 落馬貪官的“罕見”罪名
撰文| 李游
貪官的罪名可能有哪些？
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除了大家熟悉的這些，其實還有隱瞞境外存款罪。這個罪名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是最近才注意到的。
最高檢官網10月31日披露，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戴海波（正局級）涉嫌受賄、隱瞞境外存款犯罪一案，經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偵查終結，日前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不過，戴海波并非涉嫌隱瞞境外存款犯罪的第一人。
誰是十八大后第一人？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就在5天前的10月26日，內蒙古檢察院認證微信公號披露稱，近日，通遼市政府原副市長許亞林（副廳級）涉嫌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一案，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偵查終結，移送本院公訴部門審查起訴。
許亞林（圖自通遼網）
許亞林雖然只是副廳級官員，但其涉及的罪名很多——“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濫用職權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足足六項之多。其中，隱瞞境外存款罪是其中之一。
許亞林也并非十八大后首位涉嫌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官員，第一人可能跟他一樣是內蒙古官員。
目前公開報道可檢索的涉嫌該罪名的案子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秘書長、法制辦主任、黨組書記武志忠及其妻子于惠瓏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一案。2013年9月16日，該案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武志忠（圖自新華視點）
當年12月18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被告人武志忠、于惠瓏(武志忠妻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武志忠無期徒刑，判處于惠瓏有期徒刑9年。
9個月后，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前《21世紀經濟報道》就此案進行報道時曾指出，二審裁定將決定“其是否可能成為級別最高的隱瞞境外存款罪官員。”
何為隱瞞境外存款罪？
隱瞞境外存款罪并非新罪名，其在刑法中已存在近二十年。
刑法第395條，隱瞞境外存款罪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起，被列為貪污賄賂犯罪范疇內的一項單獨罪名。
第395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境外的存款，應當依照國家規定申報。數額較大、隱瞞不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該罪名隨著1997年新修訂的刑法實施而生效。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明確：隱瞞境外存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故意隱瞞不報在境外的存款，數額較大的行為。涉嫌隱瞞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幣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不過，據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了解，近二十年來，適用該罪名的案例并不多。
網絡公開可檢索的適用案例，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當年8月21日，深圳地鐵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馬恭元，因犯受賄罪和隱瞞境外存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時隔4年后，2007年，廣州、上海、北京均有適用該罪名的案例披露。對上海而言，這是該市查處的首例隱瞞境外存款案——上海市嘉定區供銷合作總社原主任張偉民，犯貪污罪、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四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2007年后，至十八大前，公開報道中都未見相關案件。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出一例，2010年，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電子信息產業管理處原處長徐紹敏，犯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案例少因查實條件差
隱瞞境外存款罪寫入刑法近二十年，為何適用案例如此少？
“現實中比較少見很重要的原因，是查實的條件比較差。”知名刑法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洪道德對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分析說，“從罪名的角度來講，刑事案件的罪名責任完全在控方，要從官員的境外存款中查找國內的犯罪所得比較困難，造成有些案件雖然有一些線索，但是無法查清楚，不能達到法律需要的證明條件。有些案件經過分析、評判，最終就不以該罪名進行起訴。”
政知道注意到，上海2007年查處的首例隱瞞境外存款案，就是因成功得到香港廉政公署協助才最終定罪。
張偉民的裁定書
檢方在對與張偉民案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時，一名張偉民的“老部下”向檢察官提供了一疊書面單據，單據顯示了張偉民曾在香港開設賬戶并向美國轉移資金，涉案金額達344萬元。這筆錢最終成為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定罪依據。
“受司法管轄權限制，我們只能委托香港廉政公署協助取證。協助取證程序復雜，審批時間漫長，此前曾有檢察機關欲赴境外取證，但因等待批復時間超過偵查期限，最后不了了之。”負責辦案的上海嘉定區檢察院事后披露說，“經向市檢察院二分院、區委、市檢察院報告獲批準，又經市檢察院反貪局審核上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我們終于得到了最高檢的‘破格’支持。等辦齊赴港手續，時間已過去近4個月。”
最終，他們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幫助下，獲取了嫌疑人張偉民在香港匯豐銀行的賬戶資料，并約見該案一名重要證人——股市操盤員，成功做完筆錄。
這類案件今后可能會多起來
在洪道德看來，官員隱瞞境外存款被發現，一般是通過兩種途徑：一種行賄人是境外的，國內受賄人要求行賄人將行賄款項直接存在境外，這種暴露主要是從行賄人角度進行突破；另一種是通過代理人境外存款，當事人因為到國外去存款不方便，在當地委托代理人幫助協辦事情，偵查機關從代理人途徑查實的。
“現在黨內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內部已經在很嚴格地執行，如果隱瞞不報很可能在被調查后確定為該罪名。”洪道德說。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戴海波一案就是如此。
戴海波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戴海波利用擔任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張江集成電路產業區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市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副區長，上海市南匯區區委書記，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在境外銀行開設銀行、股票、基金賬戶，存款數額較大，未按國家規定向主管部門如實申報，依法應當以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追究刑事責任。
“今后，這類案件可能多起來。”洪道德說，“我們正在和一些國家、地區加快建立刑事司法協助，如果刑事司法協助建立起來，一旦有線索——犯罪嫌疑人將非法所得存在某個境外的機構，中方即可通過協助請求對方機構提供幫助。”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目前隱瞞境外存款罪在查處上存在尷尬之處。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說，中國在官員必須報告其境外存款方面的法律規定“不是很清晰”。據他了解，目前，在黨的紀律方面，有要求處級以上的干部都要申報財產，但在法律上尚未明確。
2016年11月01日 20:43 ?來源：政知道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人民日報：東北不少地級市局下面的科長都叫“處長”
- 發表人： 2016/11/2 7:33:27
- 原標題：官念淡一點 振興快一點(經濟時評)
東北某市一場表彰會上，領導桌上一人一瓶礦泉水，獲獎者席位上則是空蕩蕩。一瓶礦泉水，折射出一個地區無處不在的“官本位”意識
不久前，筆者參加東北某市一場表彰會。會場里，領導桌上一人一瓶礦泉水，獲獎者席位上則是空蕩蕩。一位南方參會者憤憤不平，而筆者長期在東北，已是司空見慣。
一瓶礦泉水并不貴，布置會場的工作人員在這里突出的不是節儉節約意識，而是領導和下級的差別。一瓶礦泉水，折射出一個地區無處不在的“官本位”意識。
在東北不少地級市，局下面的科長都叫“處長”，某某市辦公室非要叫辦公廳，而且名正言順印到名片上，生怕對方把自己看低了。鞍鋼原董事長張廣寧在一次接受筆者采訪時感慨：“央企再大也是企業，科長再小，也是官員。”
當前東北經濟面臨著“滾石上山”的嚴峻形勢，原因很多，但是，不少人的官本位意識濃厚是一個重要因素。
東北地區進入計劃經濟最早、退出最晚。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生產、物資的調撥、生產生活資料的分配，都是上級說了算。現在雖然大力推動改革，但在不少地方仍存在該進平臺招投標的不進，該改制的企業不改等情況。
在市場分配資源的模式下，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的分配和流動，本該是市場說了算。但在“官本位”體系里，主要講究行政級別和層級，市長大于市場，這是制約東北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比如，一個國企非要按照行政體系來運轉考核，自然和市場是擰巴的。正像遼寧省省長陳求發所批評的那樣：“企業沒有效益，啥級別也沒用。”
在東北，不少企業家的精力多數圍著領導轉，一些民企靠政府項目、國企采購鏈條生存，不以市場需求為主，缺乏創新動力，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民營企業500強里，東北的數量最少。
官本位意識更影響到經濟發展的軟環境。東北一些地市領導到南京、杭州等高新區考察，發現在那里創業的“海歸”博士中，東北人特別多。“這些政策咱也有啊，為什么不回來？”一問才得知，雖然優惠政策都不缺，真想申請，就得找路子托門子，費周折。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新一輪東北全面振興的號角已經吹響，除了加大投資穩增長、加快改革轉體制、加快調整升產業外，必須再來一次觀念的大轉變，淡化甚至摒棄官本位意識。只有培育出重商、親商、安商、富商的好環境，東北的全面振興方能夯實根基。
2016年11月02日 05:53 ?來源：人民日報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湖南常德13歲女孩疑遭多人強奸致懷孕，警方：已刑拘2人
- 發表人： 2016/11/1 21:05:25
- 澎湃新聞記者 李延兵 實習生 梁晨
2016-11-01 20:46 來源：澎湃新聞
字號
11月1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了解到，10月20日，縣長信箱中一來信稱，自己13歲的侄女因遭強奸后懷孕，喝除草劑自殺，搶救過來后向家人透露，自己曾被人威脅與他人發生關系。
石門縣人民政府縣長信箱的來信記錄顯示，10月20日，一封來信編號為“XZXX2016100036”的信件中，寫信人自稱是石門縣南北鎮的農民，長期在外打工。2016年10月，自己13歲的侄女因被人強奸后致懷孕不敢說，喝下除草劑自殺。侄女被搶救后才透露，自己被4人威脅后遭強奸，其中2人她認識，直至前不久，發現自己懷孕又不敢說才選擇自殺。
信件最后，石門縣公安局回復稱，經查，來件人反映情況基本屬實，縣公安局南鎮派出所己受理并立為刑事案件，目前己經抓獲并刑事拘留2人，案件在進一步偵辦中。
對此，石門縣公安局政工室負責人稱，目前掌握的情況還不便透露，正在核對案件詳情。縣長信箱中公安局回復是縣公安局信訪部門回復，目前還在核查。
11月1日，石門縣公安局南鎮派出所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目前該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詳細情況不便透露。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人口雪崩！中國生育水平已是全球最低 沒有之一
- 發表人： 2016/11/1 21:00:57
- 文/梁建章 攜程CEO兼董事會主席
黃文政 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
近日《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的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這個數據低于世界銀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換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屬實，那中國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個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量。由于中國男女出生性別比一般國家要高出約10%，平均每個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不衰減；從群體繁衍來看，中國1.05的生育率只相當于發達國的1.0的生育率。這體現在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只要達到2.1就可以維持人口代際平衡，而中國生育率則需要達到2.2才能做到這點。
近一二十年來，各種證據一再顯示中國早已經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國家衛計委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依然聲稱實際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說生育率確實有這么高，那意味著2015年耗資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數據就漏算了1/3的嬰兒；普查機構是不是應該為這么大的漏報比例承擔責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樣，再加上各種宏觀因素影響，各年生育率會有一定波動性，但不可能會相差1/3。問題并不是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的漏報，而是計劃生育部門以漏報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調高生育率數據，嚴重誤導決策層和民眾。上個月，湖北宜昌市衛計委等部門聯合發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開信后，我們就關注過當地的生育數據。2015年8月宜昌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生育調查；結果顯示，當地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0.81。宜昌的調查是基于30%的育齡婦女，抽樣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調查的30倍，應當非常準確。
宜昌是一個地級市，包括5個縣，其中還有少數民族地區，該地的城市化率還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考慮到這些因素，如果說宜昌的生育率僅有0.81，那全國1.05的生育率并不離奇。宜昌的數據也暗示，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樣調查所公布的數據，并不像計劃生育部門一直宣稱的那樣嚴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對生育率的調整則是刻意的誤導。而且，2015年的數據是來自抽樣比例較高的小普查，按理應該比之前的幾年更準確。
為了進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們將2010至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總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這主要是因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與2014年實施單獨二孩的政策變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實際的超低生育率、抽樣誤區以及其他宏觀波動因素之外，我們認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還可能部分歸因于生育率的進度效應。
所謂進度效應是指，育齡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遲生育，導致這些年份的總和生育率走低。假設這些女性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么總和生育率在開始年份的下降幅度會在實際生育年份得到補償。我們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增加了將近1歲，說明進度效應可能確實存在。這背后的原因應該是進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學擴招導致很多年輕女性推遲婚育。
不過，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懷孕幾率都會隨年齡下降，延緩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會在未來得到補償。 再考慮到2016年年初全面兩孩開始實施等因素，綜合判斷，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會顯著反彈。特別是，隨著堆積生育意愿的釋放，2017年將出現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積效應弱化，尤其是未來十年育齡高峰期女性萎縮超過40%，出生人口將面臨雪崩。
對大部分人來說，生育率不過是一個數據，多高或多低都沒有切身感受。特別是，過去高生育率時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雖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經顯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總人口依然還在增長，使得極少有人會認識到未來人口衰減將多么觸目驚心。上述國家統計2010年到2015年數據顯示的總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對這幾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這意味著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將減少36.4%，兩代人將減少超過60%。如果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4的水平，那總人口也將以每50年減少一半的速度萎縮。退一萬步來說，就算生育率高達衛計委所宣稱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著每50年減少超過40%；這也完全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生育狀態。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開生育，生育率恢復并維持在更替水平也幾乎不可能，因為未來影響生育率各種因素的可預期變化幾乎都是負面的。首先，現代化過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現象。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經濟社會將持續發展，這會進一步擠壓生育率。這是因為，現代技術需要更高的勞動力質量，從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而女性就業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豐富，又增加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
其次，“養兒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經濟動因之一，但隨著養老社會化的普及和社會觀念的改變，這個動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極少指望今后靠孩子來養老。在經濟上，養育孩子是一種以自己的艱辛付出來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利他行為。
再者，在長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當成了默認的生育狀態，需要強烈的理由才會生育二孩，這在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過去農村較高的生育率尚可補償城市的極低生育率，但很多農村年輕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臨著更大的生活壓力，且脫離了之前的親友氛圍，生育觀念在向城市靠攏。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較高的中國農村地區，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韓國還要低。
而且，中國是一個世俗化社會，沒有像伊斯蘭和基督教社會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過去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生育觀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觀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進年輕人生育的因素，但現在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觀念，有些甚至反對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預見的將來，很多壓低生育率的因素會不斷自我強化，形成惡性循環。比如：
很多單獨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擔心養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養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會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兩三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就不會這么高，“不要輸在起跑線上”也許就不會成為常態，想多生的夫妻也許就不會望而卻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隨著大量年輕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農村的孩子越來越少，導致不少學校被迫關閉。過去十多年來，中國農村關閉了一半以上的學校。原來很多自然村設有小學，現在則要去鄉鎮甚至縣城上學，大幅增加了很多學齡孩子上學的困難。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抑制農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數據就顯示，農村的生育率比城市還低。實際上各種生育率意愿調查已經印證了，中國農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韓，那種農村生得很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國的老齡化程度迅速惡化，社會和家庭的負擔不斷加重。這種負擔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隨著獨生子女父母一輩逐漸老去，中國城市育齡家庭的平均壓力會大幅增加，這反過來又會抑制他們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轉低生育率的危機如此艱難，那么，現在理應立即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然而，現在人口政策仍然在嚴厲處罰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遼寧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實施辦法》（征求意見稿）對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數撫養費，超生兩個子女以上的，將以5-10倍基數撫養費為標準，按照多生育子女數加倍征收社會撫養費。這種嚴厲懲罰多胎的措施是極其荒謬的，特別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總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兩個孩子，少數家庭生育特別多孩子對維持民族繁衍至關重要。在一個正常社會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萬別。假定意愿孩子數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個家庭將生育15個孩子，生育率為2.14，勉強接近更替水平。而在這15個孩子中，來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個，占總數的2/3；來自兩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個；而獨生子女只有2個，不到總數的1/7。這也意味著，當來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時，生育率才剛處于更替水平。
這也說明，全面二孩政策遠遠不夠。在該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數量將分別變成2、2、2、2、1、1、0，即7個家庭總共生育10個孩子，生育率僅為1.43。即當人們感覺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時，生育率已經遠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較一下遼寧與韓國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遼寧嚴懲三孩政策的荒謬。韓國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約4900萬，出生43.87萬。遼寧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萬，但僅出生25.02萬人。遼寧的面積是韓國的1.5倍，人口是韓國的89.4%，但新生兒卻只有韓國的57.0%。
韓國在大力鼓勵生育，遼寧省卻仍然在嚴格限制生育。事實上，過去韓國也曾實行過鼓勵少生的政策。韓國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達6以上。在1962～1995年間推行小家庭鼓勵少生后，韓國生育率從5.79降至1.63。從1996至2004年，韓國試圖將生育率穩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從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歷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韓國開始推出各種政策鼓勵生育，但生育率卻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間。2010年9月，韓國總統李明博宣布，計劃投資3.7萬億韓元用于鼓勵生育。這一巨大的預算將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兒和育兒教育，韓國70％的家庭將會從中受益，之前韓國就開始對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獎金。但韓國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處在1.21的超低水平。
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經驗以及我們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卻難上加難。中國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經超過25年，未來面臨進一步下行的壓力，即使立即全面放開，但只要不大力鼓勵生育，出生人數在經歷短暫的反彈后依然會一路下滑，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難以避免。扣除技術進步的因素，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產業優勢，人均收入下降，國力全面衰退。
這些預言并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被一個又一個低生育國家和地區的經歷已經可靠的經濟學分析所印證的現象。前面提及的遼寧就是一個例子。遼寧的生育率長期處于全國最低水平之一，與人口控制論者宣揚的相反，少生不僅沒有帶來快富，反而致貧。從1980年到2015年，雖然遼寧的人口增長顯著慢于全國，但遼寧的人均GDP增長速度反而卻比全國還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經濟發展水平還顯著低于發達經濟體的遼寧竟然破天荒地出現了經濟負增長。
雖然遼寧經濟的低迷有起點較高、體制觀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低生育率是遼寧經濟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勵生育，而是嚴禁三胎，并想靠進一步大規模投資來振興遼寧無異于異想天開。從人口形勢來看，遼寧只是比全國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國范圍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續的水平，遼寧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
2016年11月01日 07:31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河南一已婚官員被曝猛追有夫之婦 以跳樓逼其離婚(圖)
- 發表人： 2016/11/1 20:59:04
- 原標題：河南鹿邑官員疑被情婦舉報 組織部門介入調查
“向已婚女子瘋狂‘求婚’、駐村期間公款和情婦租房……”近日，一則針對河南鹿邑縣委宣傳部部長袁玉峰的舉報信息在網上流傳。
舉報者還在網上曬出兩人的親密合影照、“婚紗照”以及“露骨”的聊天信息。
10月31日上午，“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聯系到舉報人--河南新鄉輝縣女子小朱，她表示，自己2014年起與已婚的袁玉峰共同生活，舉報的問題絕無虛假，有“鐵的證據”。
“北京時間”致電袁玉峰求證，對方手機處于停機狀態。
11月1日，鹿邑縣委組織部證實，受省委組織部委派，已對此事展開調查。
“他以跳樓相逼讓我離婚接受他”
袁玉峰和小朱的“婚紗照”
小朱告訴“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自己在2014年5月的一次自駕行旅游活動中，結識了當時在河南省人大工作的袁玉峰。
隨著逐漸熟悉，兩人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小朱說，“一次聊天中，袁玉峰說已離婚，請我介紹個對象。為其介紹了一個女朋友，交往一段時間后，他說不合適，就看上我了。”
小朱表示，她當即回絕，自己有家庭。但袁玉峰追求的電話、短信，徹底打亂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袁還曾以跳樓相逼。“在瘋狂追求下，我和丈夫終止了婚姻關系，與袁玉峰走到了一起。”
袁玉峰和小朱的合影
相處后，小朱才得知袁玉峰根本沒有離婚，之后，兩人也曾為此多次爭吵。
“每次，袁玉峰都口口聲稱，雖然沒有真正離婚，但和妻子已有三年時間不在一起生活了。”小朱告訴“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
小朱還表示，為營造“二人世界”生活，袁玉峰還讓她花30萬元購買了一套結婚用房，
袁玉峰提出先拍好婚紗照，為結婚準備，并把婚紗照掛在墻上。
“原本說好結婚的事，最近，袁玉峰突然對我冷淡、疏遠起來。經了解，他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女人。”
疑似袁玉峰與小朱的聊天對話，袁稱呼小朱“老婆”。
“駐村工作組配備的東西都搬到賓館”
“跟了你三年，說拋棄就拋棄”，小朱自稱一度到了崩潰的邊緣，她要為付出三年的感情討個說法。
她告訴“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2014年3月，袁玉峰被組織選派到登封市君召鄉君召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之后，他為了方便追求我，多次花公款住賓館。
小朱稱，駐村期間，袁玉峰為了和她生活在一起，以離婚單身為由，在輝縣租房居住，并多次在輝縣市中州商務酒店、昆侖樂居商務酒店開房。
“我們租房期間，就連上級為駐村工作組配備的冰箱、電視機、衣架和床上用品，都搬到輝縣市租住房屋使用。”
袁玉峰在媒體報道中，被稱為“視地方為家鄉把群眾當家人”的干部。
公開資料顯示，袁玉峰曾任河南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備案審查處副處長，2014-2015年，被選派到登封市君召鄉君召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2016年6月，袁玉峰被河南省委組織部任命為鹿邑縣委宣傳部部長。
“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查詢發現，2015年10月22日的鄭州晚報曾以《視地方為家鄉把群眾當家人》為題報道袁玉峰駐村期間的歷練之路。
文章稱，袁玉峰為村民打機井，解決吃水問題，對村小學進行改造，還為貧困家庭子女籌集學費。當村民得知袁玉峰要去黨校學習，將他圍住，“您在這里為我們辦了這么多好事，可千萬不能走啊……”
除了駐村期間的疑似公款花費問題，小朱告訴“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和袁玉峰共同居住期間，幾乎每周都能收到別人送來的茶葉、牛肉和煙酒。還有人多次送來5000元至1萬元不等的現金。
她表示，“關于收禮的問題，我已經向組織部門進行了反饋。”
小朱提供的銀行轉賬單據
小朱還告訴“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袁玉峰先后向其借款6次，每次通過銀行轉賬都保留了證據，合計305000元。
組織部門：收到舉報已介入調查
針對小朱網上實名舉報的問題，10月31日上午，“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致電鹿邑縣委宣傳部長袁玉峰求證，顯示手機已停機。
小朱告訴“北京時間”，自己實名向河南省、鹿邑縣多部門反映袁玉峰問題后，10月29日、30日，鹿邑縣委組織部找到她進行了調查。調查人員稱，鹿邑縣委組織部只負責調查情況，之后會把情況報告給河南省委組織部。
11月1日，“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致電鹿邑縣委組織部干部監督科，孟姓科長證實，受河南省委組織部委派，確實已介入調查。最終調查情況將上報省委組織部，再做出相關決定。孟科長稱，袁玉峰目前沒有上班。
據了解，鹿邑縣系河南省直管縣之一，按照干部管理權限，處級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處理，均在省委組織部和省紀委。
北京時間原創 李英強
2016年11月01日 16:11 來源：北京時間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李嘉誠從房地產撤資？ 三年套現近800億元
- 發表人： 2016/11/1 20:56:52
李嘉誠
剛剛在上海200億元出售浦東世紀匯廣場的李嘉誠再傳套現消息，昨日有市場消息稱，長實地產此前出售的香港中環中心75%權益已臨近最后拍賣，最終將以357億港元的價格售予中資機構，預計長實最快11月初將公布交易詳情。
香港著名財經評論人黃立沖表示，一方面受近期人民幣貶值影響，另一方面與李嘉誠下一代受英美文化影響有關。從2013年套現開始以來，李嘉誠已經從房地產領域撤出資金近800億元。
據了解，今年7月開始，位于香港皇后大道的中環中心75%權益就被傳獲200億港元洽購，但長實地產方面當時表示該大廈每年都經常有人問價，并重申“現時并無計劃出售”。但此后卻多次傳出項目售價已由最初的200億港元升到了300億港元再進一步到了348億港元。
9月27日又有市場消息指出，中環中心最新獲星洲基金亞騰資產管理（ARA）洽商中，出價高達373億港元，平均每尺30574港元，且準買家有意購入后再將物業分拆出售。
不過在目前中環中心出售事宜尚未得到長實地產方面的確切消息之時，10月26日，長江實業[0.30%]地產有限公司即宣布，與李嘉誠海外基金會將以200億元代價出售雙方共同持有的上海世紀匯廣場全部權益，交易雙方已于當日訂立買賣協議。長實地產稱，董事會認為出售事項能使公司變現在目標集團及物業的投資。
買方是一家為此次收購而特別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將由ARA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而買方母公司由一間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持多數股權，有市場消息指出，買家或為中國人壽[0.23% 資金 研報]旗下公司。
如果出售成功，在新一輪房地產調控后的一個月內李嘉誠將套現500億元左右。
三年前李嘉誠就一直出售手中持有的物業。
2013年10月，李嘉誠將一年前剛剛收購的東方匯經中心OFC出售給交通銀行[0.71% 資金 研報]，出售價為90億港元；2014年8月11日，李嘉誠持股7.84%的新加坡房地產基金亞騰資產出售上海黃浦江西岸虹口區的一幢寫字樓：盛邦國際大廈，交易作價約達15.4億元；2014年4月8日，李澤楷宣布把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地標建筑盈科中心出售，售價約57.5億元；2014年5月29日，李嘉誠旗下的長和投資全部出售已持股多年的長園集團[0.00% 資金 研報]股權，從當年1月起，長和投資就開始了減持行動，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已經減持了30%的股份；2015年2月，長江實業旗下公司以5.2億元出售位于香港新界的商業地產物業盈暉薈；2015年6月9日，李嘉誠旗下電能實業[-0.36%]以售價61.4億元，向卡塔爾投資局旗下全資子公司出售港燈16.53%的股權。
李嘉誠從房地產業撤資路徑明顯，三年來累計套現近800億元。
2016年11月01日 19:51 ?來源：北京商報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六中全會閉幕后王岐山作內部報告，都講了什么？
- 發表人： 2016/11/1 20:54:24
- 原標題：王岐山作內部報告，這次講了什么？
在全國上下掀起學習十八屆六中全會熱潮的重要時間節點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受邀到全國政協做報告，成為時下熱點話題。
小伙伴們都知道。六中全會的主題是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兩個重要問題。在以往公開的新聞報道中，岐山書記亮相的頻率并不算高，但作為推動黨內監督制度建設的關鍵人物，六中全會后他的行蹤定然備受關注。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匯聚了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少數民族、港澳臺同胞以及社會各界的代表人物，委員中非中共占多數。因此，在日常工作中，黨委政府領導會不定期向政協委員通報重要情況，以幫助政協委員更好地知情明政、高效履職。
而從工作上講，政協根本任務是匯聚人心、凝聚力量，基本的工作方法是民主協商，這些都體現了統戰性的要求。政協組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就某一問題進行協商議政就是一個統一共識、匯聚力量的過程。政協搭建的議政會、議政性主席會、議政性常委會、協商懇談會、提案辦理協商會等多樣化的平臺，為共識的凝聚開辟了寬廣的渠道。
有了“講臺”，講什么？請誰來講？政協的小伙伴們說，議題會側重于社會熱點和政協委員關心的重要話題，其中涉及到經濟建設、社會治理和民生改善的內容較多，因此多能見到政府口領導參加政協的議政、協商活動，比如五中全會后，李克強總理就受邀到政協做報告，重點談了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問題。張高麗、劉延東、汪洋等幾位副總理也都曾受邀前往。
而在每次中央全會后，全國政協也會結合會議主題邀請相關負責人去作報告。三中全會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會后邀請了劉云山；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會后邀請了孟建柱；五中全會討論十三五規劃，會后邀請了李克強；六中全會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會后便邀請了王岐山。
長安街知事發現，相對于政府領導而言，此前黨委領導到政協作報告的公開報道并不多。但王岐山去政協，不僅公開報道了，還去了兩次。上一次2014年8月25日，他出席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并和政協委員互動。
從2008年3月開始，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每次常委會必參加，他印象中中央紀委書記出席這類會議，還是第一次。而且，將反腐敗作為主題，還設立現場提問互動也都是“首次”。這從一個側面充分說明：社會各界對中共從嚴治黨和反腐敗工作的關注。
就自己為什么到政協作報告，王岐山2014年去的時候談到了“由頭”：“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政協工作時，提了個建議——政協會議應該有一個談反腐倡廉的議政話題——得到總書記支持；俞正聲主席就邀請我到政協來做這個報告，他說，既然是你提議的，就由您老人家來講。沒轍！就這么著，來了。”
這個“由頭”，也充分體現了協商民主的精神。協商民主，貫穿于事前研究，事中決策和事后監督。這里說到的“事”，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發展事務，更有制度建設。在中共中央重大決策出臺前后，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的作用，無疑有助于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就那一次的報告，有媒體曾做了詳細報道：王岐山的脫稿講話主要是圍繞執行八項規定闡述了黨風廉政建設的治標與治本的關鍵措施方法，要使黨員干部做到不敢、不能、不想貪腐。他說，目前持續的高壓態勢讓人不敢腐，腐敗了成本很高，不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還把你拎到號子里，鮑魚海鮮吃膩歪了，那就感受一下牢飯。現在在中央層面、省一級層面，正國級的老虎都打下來了，廳局級的小老虎有的地方連窩端了，不敢腐的高壓線正在起作用，而且不會放松。
值得關注的是，王岐山所說的“正國級老虎都打下來了”， 指的是2014年07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涉嫌嚴重違紀的周永康立案審查。而就在1個月后，王岐山到政協作報告，正面回應政協委員的關切，也是凝聚共識的一個過程。
正如政協主席俞正聲所說：我們對于反腐倡廉工作堅決擁護。有人說，現在這種“每周一星”的情況何時是頭呀？說明我們的成績是前所未有的，我們面臨的貪污腐敗的形勢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案件。我們再也不能猶豫了！不然黨將不黨，國將不國。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丑陋的現實，必須采取堅決措施，這是唯一的出路。
毫無疑問，六中全會閉幕后，王岐山到政協作報告，重點自然是貫徹落實六中全會精神。他談了全會的幾個重要成果，比如明確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比如《準則》和《條例》這兩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成果等等。其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要把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理念貫徹到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中去，靠嚴肅政治生活、靠加強黨內監督、靠強化責任追究、靠選對人用好人，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實硬。
這句話，很有現實意義，既說明了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迫切性，同時指出了從嚴治黨的工作路徑。事實上，信任不能代替監督，既適用于黨內，也適用于黨聯系的各個群體和階層。習總今年3月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就提出，要構建“親、清”的政商關系。在本輪反腐浪潮中，確實也暴露出一些政協委員的違紀違法問題。不論黨內黨外，也不論體制內外，解決此類問題的辦法都是相通的：內靠自覺，外靠監督。
從大家對岐山書記行蹤的關注來看，從嚴治黨的理念正在實現全覆蓋，日益深入人心。
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注攀西商界網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