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新春“豪賭”背后是怎樣的故鄉淪陷
那些只在春節期間歸鄉、團聚的“候鳥”們，他們在城里謀生時，又是否擁有真正“正常”、可與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閑活動？
節后上班已經數日，有關春節農村的議題還在持續。農村新春“豪賭”就是其中一個熱點。繼前幾天媒體報道，“一年打工存不了兩萬元，沒想到過年幾場牌就輸掉一大半——春節期間，安徽省的一些農村青年向記者反映，過年親朋好友聚會都會擺上牌局，有人甚至將一年的辛苦錢輸了個精光”后，又有媒體奉上新例：男子帶4萬元打工積蓄返鄉，打兩場麻將輸掉大半。（《長江日報》2月16日）
有關農村賭博現象的披露由來已久，亦被一些農村問題專家作為問題加以研究。這背后所反映的農村消費娛樂方式的單一，以及相關基層治理的不足，確實值得探究。但如同其他春節鄉村議題的集中“曝光”一樣，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輿論是否也自覺地帶有某種習慣性“歧視”傾向：農村的賭博之風是否是特有？春節里農村的所謂“豪賭”現象，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
當農村春節親朋好友的“聚賭”被回鄉者一覽無余并放大，城市里那些往往隱藏于豪華包間、牌館里的日常性豪賭，又是否被選擇性無視？
有清醒者指出，在農村人春節親朋團聚，休閑娛樂方式極其有限的背景下，熱鬧、帶勁的“玩牌”有著某種必然性。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種更深層的現實，也即那些只在春節期間歸鄉、團聚的“候鳥”們，他們在城里謀生時，又是否擁有真正“正常”、可與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閑活動？所以，有人將春節回鄉牌桌上的“豪氣”，視為自己難得的體面與存在感，雖然看起來未免迂腐，但背后更“現實”的社會背景卻不能不正視。
更進一步分析，一些批評農村賭博之風的，真的是在反感賭博行為本身嗎？至少新聞跟帖背后，諸如“農民工都這樣，錢掙的不多賭的還大”的留言不在少數。或許，他們反對的不是農村人玩牌、賭博，而是收入低的農村人不配“玩”那么大。民間素來有“小賭怡情、大賭傷身”之說，玩牌上升到“賭博”確實已變味，還涉嫌違法犯罪。然而，那些泛泛吐槽者，是否因為他們的記憶還停留在農村玩牌“輸了就鉆桌底”的程度，一如不少人對于當下農村的想象，仍深嵌于“雞犬相聞”“樸實無華”的美化中？
我無意為農村的賭博之風正名，這樣的習俗的確需要改變，只是，在評價任何一種群體性現象時，若只是拿著一套自詡為“文明”的標準，作單向的道德審視，而無視更大、更本質的社會背景與文化情境，所謂的觀察與批判，說輕點是“空抒情”，說重點就是另一種隱形的歧視了。
在春節沉湎于牌桌的城市務工者，不得不遭遇被另一群似乎有更體面工作的“新城里人”的圍觀。然而，當他們都回到城里，是否會站在同一“戰壕”，對于鄉村里的“豪賭”嗤之以鼻、怒其不爭？回家過年仍放不下手機，被視為是不孝敬父母；親朋玩牌助興，被標簽化為“豪賭”、“輸光半年積蓄”……僅有這些個案的拼湊，不僅無助于我們了解復雜多元的農村，更會模糊社會對真正嚴肅農村議題的聚焦能力。 （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