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拽住虐童的手
來源: 人民網(wǎng)2016-03-30 14:38:00 打死自己女兒的鄭東站在被告席上，頂著仿佛一夜之間長出來的花白胡子。他鮮少抬起眼睛，只有在不得不抬頭時，泄露了一種“經(jīng)歷了巨大痛苦”、“如同重度抑郁癥患者”的深深的悲傷。
突然，支撐他的力氣仿佛被一瞬間抽走，這個父親重重地跪在所有人面前，請求法官判他死刑立即執(zhí)行。
15個月之前，在同一個地點，同樣的被告席上，懷有身孕的樂燕動來動去，想找到一種最舒服的坐姿。一旁的辯護律師正昂著頭“慷慨激昂”地為她陳詞。她“很理性”地斜眼看著，就像旁觀一場他人的案件。在一個上午的庭審過程中，有人細心地數(shù)了數(shù)，這位死去2個孩子的母親，一共掉了5次眼淚。
這個細心的人是坐在審判長左手邊的黃瓊花，她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的身份參加了這兩起案件的庭審。
對于黃瓊花來說，這是一種奇怪的巧合：一位父親和一位母親在不同的時空，均用一種常人難以想象的方式，殺死了自己的孩子。
南京街頭的櫻花馬上就要凋謝了，做了多年法制記者的黃瓊花正逆著人流走向自己的辦公室。那是一個保護未成年人的公益組織的狹小據(jù)點。在這座城市，一部《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將在5月1日正式實施。
“餓死孩子”和“搶孩子”
賞櫻的人群聚在開得最好看的櫻花樹前拍照，戴著五彩花環(huán)的孩子們的小手，緊緊牽著家人。對于一些孩子來說，那是再也無法看到的風景。
據(jù)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統(tǒng)計，僅2011年~2013年期間，媒體報道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就有397例。
2013年，南京發(fā)生震驚全國的餓死女童案：母親樂燕把1歲和3歲的孩子關在家中2個月，直到他們餓死。
當警察破門發(fā)現(xiàn)姐妹倆被風干的尸體并找到樂燕時，她正在一家快餐店吃漢堡。
陪審員黃瓊花敘述這段故事時，緊緊皺著眉，語氣急促，身體不斷前傾，記憶一點點拉遠。
樂燕被外界塑造為一個無知、墮落和狠心的母親形象。“很多案件會讓你傷心流淚，但這個案子我一直沒有哭。”陪審員黃瓊花說，那是一種被極大的悲慘故事震驚的感覺，“悲傷到極致不會產(chǎn)生眼淚，只剩清醒。”
只有兩張照片讓她特別想哭。照片上3歲的虹虹躺在草地上睡覺，身上蓋著鄰居的衣服，陽光照在她白皙的臉上;另一張照片里，1歲的彤彤在家里的床上昂著頭，圓乎乎的小臉在陽光下像小鴨子一樣毛茸茸的。
“卷宗里的照片大多是死亡現(xiàn)場、冰冷的物件，感覺不到生命的痕跡。”但那兩張照片印在黃瓊花的腦中，加重了悲劇的意味。
閱完卷，黃瓊花非常氣憤，恨不得鉆到事發(fā)前打開那扇門，把孩子抱出來。“閱卷就像看一部懸疑劇，電影里死了人都知道是假的，但卷宗里的生命再也回不來了。”
她相信這是謀殺，應該判樂燕死刑。
在黃瓊花的庭審筆記里，樂燕最后一次哭泣是法庭出示孩子死亡照片的時候。“她哭了，然后低下頭，沒有看現(xiàn)場的照片。”
坐在審判席上的黃瓊花問了她兩個問題：
“你愛你的孩子嗎?”
“我愛。”
“你知道怎么愛孩子嗎?”
“我不知道。”
樂燕的生活充滿毒癮、遺棄和暴力，她本身就曾是一名非婚生的困境兒童，悲劇在這個家族中輪回上演。她在庭審中的一句話觸動了黃瓊花，“一個沒有得到過愛的人，如何會愛別人?”
黃瓊花在當天的日記里寫下：案件發(fā)生以來，我們埋怨政府，埋怨家人甚至埋怨左鄰右舍。似乎，這些人都冷血，似乎我們這樣埋怨，就能夠體現(xiàn)我們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無私，多么熱心腸。然而，捫心自問，如果我們的鄰居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我們有多少人會去關心?又有多少人能夠控制這一場悲劇?
在臺灣，曾任臺灣社會局家暴防治中心主管的吳淑美試圖控制這種悲劇，他們經(jīng)常要做的事情是“搶小孩”。
一旦接到家暴小孩的信息，工作人員要在24小時內(nèi)見到小孩，評估風險，是否需要立即將小孩帶走，如果情況嚴重，他們要在4天內(nèi)向法院提交完整的調(diào)查報告，申請把小孩接走。
圍繞在未成年人周圍的人群都有責任通報家暴的行為，包括但不限于學校單位、教育部門、警察、社工、司法人員、醫(yī)療人員、甚至村里的干事。一旦發(fā)現(xiàn)針對兒童的暴力行為，如果24小時內(nèi)不通報將被罰款1200元人民幣;超過48小時，罰款3000元;超過72小時，罰款6000元。
這項制度最初在臺灣也碰到“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阻礙，隨著宣傳的普及，整個社會對孩童保護的意識甚至有些“過頭”。吳淑美說，曾經(jīng)有個小孩因為拔完牙太疼而一直哭，聽到哭聲，鄰居就報警了;還有幼兒園的老師看到有的小孩成天吃泡面，懷疑是否在家里受虐待，也做了通報。
編織一張足夠密實的網(wǎng)，去接住那些無止境的墜落
“不管是政府的制度缺失或是保護未成年人法律的細則不夠完善、又或者是當代人道德素養(yǎng)不盡如人意，這些都是當下，我們生存的環(huán)境中一個不可回避的時代病。”黃瓊花說，每個人身上的這個時代的病菌需要良藥，重要的部位或許需要動個手術才行。
樂燕案幾乎是起草《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的引線。在寫給人大代表呼吁加強保護未成年人立法的公開信里，黃瓊花寫道，每一個兒童，都不只是屬于他的家庭，更屬于這個國家。如果，兒童在遭受虐待、歧視、忽視和危急身心健康的嚴重傷害與損害時，他的監(jiān)護人無力和無能給予保護，國家必須伸出手來救助這個兒童。
目前沒有哪一條法律明確地告訴了我們，“某一個部門和單位，可以伸手援救，這就是你的職責”。盡管，國家有《未成年人保護法》、江蘇省有《未成年人保護條例》，卻把所有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部門和單位都列入了監(jiān)管主體，同時又相當于將所有主體都架空。因為法律規(guī)定中，除了說到這些單位有責任之外，卻都沒有明確，他們該如何去行使這個監(jiān)管的權力，該如何將受害兒童從傷害他的家庭中拯救出來。
這就是黃瓊花在樂燕案后，被觸痛，并且再次看清的一個現(xiàn)實。
一些孩子的生命像凋零的櫻花一樣，在遠離道德、法律和社會組織的地方飄落，親人的手指也無法攥住他們。
趙莉希望編織一張足夠密實的網(wǎng)，去接住那些無止境的墜落。作為《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的主要起草者，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趙莉為此做了大量的比較法研究。
這部被稱為最具可操作性的法律規(guī)定了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平衡政府介入與保護孩子權利之間的關系”。趙莉說，她的目標是畫出一張張保護措施的流程圖，讓涉及兒童保護的各部門都能在第一時間明了自身的職責、遇到問題時方便執(zhí)行。
一個被當做亮點的規(guī)定是“特別保護”這一章。它規(guī)定，行政機關、學校、醫(yī)療機構、兒童福利機構、社區(qū)居(村)民委員會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遭受監(jiān)護人侵害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或者綜合服務平臺報告。
周新華是南京市民政局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處處長，分管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不久，他就要完成跟吳淑美類似的工作了。“建立防線報告、評估處置、委托第三方機構進行后續(xù)的教育和矯正。”
趙莉坦陳，兒童保護是一個各方面協(xié)調(diào)開展的工作，不能僅僅依靠一部法律就杜絕所有類似事件的重演。
正在這部法律醞釀的2014年，因為放學回家遲了，鄭東打死了13歲的女兒倩倩，用晾衣架上的空心鋼管。
媒體上的鄭東是一個有前科的“殘暴”父親，他曾把倩倩的手指打骨折。致命的那次毆打發(fā)生時，倩倩被要求靠墻反省，她的牙被打掉了，滿嘴是血。倔強的女兒沒有求饒，直到鋼管打在背上和腿上，她終于服軟了。
參加陪審、看到卷宗里倩倩死前的毆打細節(jié)，黃瓊花感覺棍子好像落在了自己身上。“你仿佛就是被打的孩子，你同時會感受到被打的痛楚。”
最令這個同樣有女兒的母親揪心的描述是，平時鄭東打幾下就會停止，但那天他沒有停。倩倩試圖逃跑，正要跑出門，鄭東拽著她的頭發(fā)又把她拽了回來。“這個力度有多大呢?”黃瓊花說，“直接拽掉了一縷頭發(fā)。”事后，人們在垃圾桶里，找到了這縷頭發(fā)。
法律留下的空隙，怎樣填補?
黃瓊花氣極了，感覺鄭東是一個“失去血性的魔鬼”。但在庭審現(xiàn)場，黃瓊花看到的是一個闖下大禍的失敗的父親。堆積在他身上的內(nèi)疚，遠遠重過任何法官的量刑。
鄭東為了照顧女兒專門辭去工作，每日接送。為了不讓女兒早戀，他想盡辦法，甚至請對方吃飯。在法庭上，他說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黔驢技窮了。”他不斷重復，“我想打醒她。”
心理學專家陶勑恒特別反對妖魔化施暴者，“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作為一個罪犯，一個人性上有問題的人，這人就是個黑心腸。”這樣惡性的動機推斷，一是基本不客觀，二是不利于改變。
“家庭，我們希望是一個溫馨的港灣，而不是一個封閉的安全所。”陶勑恒介紹，除了法律的制裁，目前最缺乏的是對家長進行心理輔導和教育，讓他們學習怎樣去解決孩子教育上的問題。
在臺灣，犯了錯的父母會被要求強制上課，學習性別意識拆解和情緒管理。“恢復父母的功能，而不是一味處罰父母。否則，我們很擔心會不會讓孩子回家的路更辛苦和遙遠。”吳淑美說。
很難為這些施暴的父母畫一幅精準的畫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鄉(xiāng)村;有的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目不識丁;有的家長在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有的家長說“偶爾打不算虐待”，有的家長認為“只是輕微教訓一下孩子”，甚至有的家長在遺棄或殺害孩子后認為“是為了解脫孩子的痛苦”。
法律留下的空隙還有很多。有人質(zhì)疑南京市未保條例盡管體現(xiàn)了諸多進步，卻在罰則上并不明晰。趙莉?qū)Υ说慕忉屖牵环矫嫒狈ι衔环ㄒ?guī)定罰則，地方條例也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刑法》中有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沒有細則。
但黃瓊花擔心，那些“套不上”上述法律的行為怎么辦，比如鄰居發(fā)現(xiàn)了家暴而不報警，警察怎么處罰他?
黃瓊花在女兒不寫作業(yè)時也曾大發(fā)雷霆，“語言暴力”，隨后在求助周圍的教育心理學專家時，才慢慢學會如何平等地與女兒相處。她想到鄭東、想到樂燕，想到那些不知道該向誰求助的家長，選擇用最簡單的暴力去處理問題。正因為此，黃瓊花在去年發(fā)起了公益組織，提供另一種屏障。
鄭東案庭審結束時，黃瓊花的女兒在電視上看到了母親流下眼淚的畫面。當天晚上，她走到母親跟前，沒說別的，只輕聲地問了一句，“今晚我陪你一起睡吧?”(楊杰)
